導讀： 當前數字經濟好風正勁，數字化的力量已經成為我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戰略性資源，在經濟社會創新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 近日， CFT50學術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楊濤 撰文指出，首先要 進一步厘清數據要素的價值，進而分析當前建設數據要素市場所面臨的難題與挑戰，最后從政府層面出發，提出政府必須做好“善治善管”， 才能更穩妥、快速推進數字中國建設。

據日前報道， 國家發改委正在牽頭制定數據要素基礎制度文件。 下一步，將加快推動文件出臺，著力建設四方面制度。 一是 建立保障權益激活價值的數據產權制度。 二是 建立合規高效、場內外結合的數據要素流通交易制度。 三是 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 四是 建立安全可控、彈性包容的數據要素安全治理制度。

應該說，當前數字中國的建設加速前進，數據要素的潛能已經充分得以展現，數字化的力量成為我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在此過程中， 數據要素承擔的角色，首先需要進一步厘清。 通常來看，數據要素的價值在于幾方面。 一是帶來數字產業化 ，并成為數據經濟的核心部分，包括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 二是產業數字化 ，即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為傳統產業帶來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也是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 三是數字就業 ，包括平臺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大量靈活就業，也有網絡直播等新興互聯網模式所帶來的新型就業。 四是數字生活 ，事實上在居民的衣食住行各個層面，都已經離不開數字化的支持，同時依托于網絡空間的“虛擬數字生活”也愈發吸引年輕人群。 五是數字金融 ，目前金融與技術的融合日益密切，數字化已經全面改變了金融要素與功能，在央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銀保監會《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等政策引導下，數字金融將更加智能、便捷、高效和安全。

要進一步實現上述價值，離不開數據要素市場的統籌建設。 4月1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提到要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國內如北京、上海、貴州等也已經建立了地方數據交易平臺。 但客觀來看， 要建設統一高效的數據要素市場，還面臨諸多難題與挑戰。一方面 ，與傳統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相比，數據要素特征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無論是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社會再生產過程，還是產生、存續的特殊性，或者是內在的價值屬性等，都難以簡單地用傳統要素的場內交易來支撐。 另一方面 ，數據要素運用不僅需要新技術，更需要全新的制度規則和治理機制予以保障，無論是微觀主體的數據內部管理，還是確權與定價，抑或是外部交易模式，都還存在模糊性與不確定性。 事實上，這些挑戰在金融領域更加明顯，因為金融數據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如在金融征信體系建設中，如何處理好核心金融數據與替代數據的關系，把握好金融征信與社會信用的邊界，都存在諸多矛盾。

應該說， 在數字化變革這一歷史浪潮中，政府必須做好“善治善管”，才能更穩妥、快速推進數字中國建設。 對此我們認為需關注幾方面，一是目標導向 ，因為數據要素應用與數字化的目標可能是多元的，如服務公共管理、促進經濟增長、就業優先、結構優化、可持續發展等，需要厘清目標的優先次序，否則可能出現目標沖突或矛盾，制約數字化實踐順利推進。 二是底線原則 ，必須明確數字化過程中需避免怎樣的“雙刃劍”效果，如大型數字平臺的壟斷、部分公共部門的數據壟斷、個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濫用等，從而設置好數字化理論與政策的“負面清單”。 三是規則先行 ，數字化更需要尊重規則，從而穩定市場預期，既要探索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又要在短期內難以進行法律規制的領域，推動標準化的自律約束，以及數字倫理體系的建設，從而實現創新空間與發展有序的平衡。 四是方法科學 ，面對大數據殺熟、信息繭房、NFT與DeFi（去中心化金融）等眾多數字化新問題，政府自身也要積極擁抱數字化，跳出原有現場與非現場監管的局囿，運用數字化工具來應對數字化風險以及管理難題。

總之，數字的產生改變了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方式，數字化則引發了生產范式和要素變革，展望未來的“數字中國”建設，效率、開放、規范將成為最重要的主題詞。

（來自： 金融科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