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報告還指出，要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數字中國。 當下，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搶抓發展、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機遇，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轉型的重要階段，切實推進“數實深度融合”對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意義深遠。 如何以產業互聯網推動“數實深度融合”？如何營造數字經濟發展的生態、充分釋放先進生產力？ 這既是構建發展新格局的時代之問，也是高質量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課題。財新智庫 《數字時代，請回答！》 邀請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院長、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朱巖 分享他的思考與回答。

01

“數實深度融合”的精髓是

追求從“跟跑”到“領跑”的價值躍升

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到了數字經濟，把數字經濟、數實融合這些命題推了到一個新高度。

首先想先請您結合報告的相關表述，解讀一下“數字經濟”“數實融合”的戰略意義。

朱巖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我們的經濟“要高質量發展”、要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尤其是要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面，去促進數實的深度融合。

實際上，“數實深度融合”不算是新提法。在今年1月16號的《求是》雜志上，習總書記的文章《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中就提到了要“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但是如果把它跟二十大報告里提到的“中國式現代化”放在一起，這個議題就非常重要了。我覺得，二十大報告里面提到的“數實深度融合”，不是簡單地將現代數字技術應用到實體經濟，而是要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這個新命題、新要求融合在一起。

我們現在說的深度融合，是相對于前些年的淺度融合而言的。前幾年的融合基本上是跟著技術跑——別人那邊出現了局域網，我們跟著做局域網；別人出了ERP，我們跟著全上ERP；別人上OA我們就跟著做OA，一直是跟著華爾街和硅谷的信息技術、數字技術跑。這是一個中國追趕先進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我們學習消化別人先進的數字技術，并對我們經濟發展產生巨大了影響。

我們花了4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這樣一個相對淺的融合的工作。必須承認，到今天為止，即便是這種淺度融合，我們跟別人之間的差距還很大。譬如制造業及其他行業的信息化，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沒有做到。

華爾街的模式和硅谷的技術，已經無法滿足我們對“深度融合”的追尋?！皵祵嵢诤稀憋@然已被賦予了新內涵。

朱巖 ：的確是這樣。與淺度融合不同的是，深度融合需要去引領融合，不再是別人有OA、有ERP，我們就一定要去用這些東西；而要思考的是，在擁有這些數字平臺、數字基礎設施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實體經濟能不能開創出一個讓實體經濟創造更大價值的新模式來。

結合二十大報告的精髓，我理解的“數實深度融合”，是一個追求從“跟跑”到“并跑”甚至是“領跑”的融合模式。 在數字技術發展過程中應該有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技術，技術上我們必須要臥薪嘗膽，要突破關鍵卡脖子技術；另外一條軌道是市場，我們要像習總書記講的那樣，結合中國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去做深度融合或者做模式創新，要為人類財富的積累和新的發展空間創造更大的新市場。只有技術和市場這兩條軌道并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快車才能真正飛奔起來。二者缺一不可。

02

數實融合要與模式創新同向而行

實體向數字空間深度擴展是新風向標

您在新作《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中反復提到，數實融合要與模式創新同向而行。

朱巖 ：數實融合方面，其實中國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布局和開篇，現在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稍微技術化一點來說，就是中國現在的數字空間已經逐漸成熟起來了。

這個數字空間原來更多的是零售、社交，現在這個數字空間已經逐漸從消費場所向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活動場所進化，它區別于我們在實體中建設的城市，這種形態可以容納幾億人、幾十億人在里面聚集和共生。

前些年的數實融合，是數字空間的平臺企業想去找實體經濟，是數字空間向實體空間的逐漸滲透，是一種流量經濟。但當它往實體端深度滲透的時候，就發現原來那套以流量為核心的經營模式不再適用。

因此，必須轉換一種新的模式，也就是實體向數字擴展。也可以這么理解： 前些年的數實融合是數字向實體擴展，現在的數實深度融合是實體向數字擴展 。

也就是說，擴展的主體及其主動性都在發生新變化。

朱巖 ：是的。原來的心態和思維模式下，實體未必見得要去做多大的轉變，通常是運營商會主動找過來，看看是不是能用它們的數字技術幫實體做一些工作。

而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實體們已經紛紛意識到數據是一種新的生產資料，在有新的發展模式和新的政策支持的條件下，實體會主動進入到數字空間里面去。

實體經濟的體系結構都是以信用為核心的。因此， 在實體向數字空間拓展過程中，也必然要求建立以信用為核心的數實深度融合的體系，而不再是被原來少數以流量為核心的企業所左右的。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需要找尋一些基礎生產資料的變革、商業模式的變革，以及技術路徑的變革，從而找尋中國數字經濟的領先性，并且這些變革也可能成為數實深度融合的標桿 。

如您所講，在數實深度融合過程中，原來的“以流量為核心”會轉向“以信用為核心”，一些社會資源要素和理念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

您反復提“數字生產力”、“數字生產關系”、“數據要素化”、“要素數據化”這四個概念。 能否解析一下這幾個概念的內涵和邏輯關系？

朱巖 ：我自己的理解是：這四個概念分別是搭建數字經濟這座新經濟大廈的地基和柱子——地基是數據要素化和要素數據化，要素層面的變化導致數字經濟的地基要重新搭建；一根柱子是數字生產力，一跟柱子是數字生產關系，這兩根柱子一起支撐起數字經濟的大廈。

這兩年大家逐漸接受了“數據要素化”的說法。但對“要素數據化”的理解還不夠。 “要素數據化”意味著，傳統的土地、資本、科技、勞動力等等要素有了自己的數據、并且在它們相互融合碰撞之后，導致原有的要素的開發方式、使用方式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土地要素。 在“房住不炒”這個政策不斷加碼后，整個土地要素的經營如何實現價值最大化？難道說房地產業行業真的就是日薄西山了嗎？顯然不是。在注入數據要素后，土地和房地產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生產力，回到剛剛提到的數實深度融合話題，房地產行業如何向數字空間拓展，這就涉及到土地要素的數據化，通過開辟土地要素的數字空間，可以建立物理空間+數字空間的新型土地要素開發模式。

資本要素。 資本要素的數據化是數實深度融合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具有天然的關聯性，資本要素的數據化會極大地改變資本市場，企業上市規則都可能會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如果每個資產都能在數據穿透后被確認是可信的，公眾就能知道某個上市公司的運營風險在哪里，并基于這種新機制及其所產生的公共信用，更加多元、更加理性地參與到企業的投資和經營中去。最近中央多次發文件提 “動產金融” ，要求做好動產管理。我覺得動產金融是最典型的資本和數據要素融合的一個產物。在沒有數據要素的情況下，動產的風險是很難控制的；反之，風險可控了，我們也就能夠把動產金融做起來。 如果說中國金融理論要尋找到創新點，數字動產金融一定會是個重要突破口。

科技要素。 今年是中國實行科技體制改革三年攻堅方案（2021-2023年）的第二年。我特別希望通過科技要素和數據要素的融合，能夠極大地改變中國創新的科技體制機制。我們原有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過于僵化，希望在科技要素和數據要素融合后，能極大地改變目前這種狀態。

勞動力要素。 勞動力要素在引入數據要素之后，因為有了海量基礎數據和大量數字化工具，在勞動力的培養、開發、管理、評價等方面都會有許多新方法，從而能夠進一步釋放勞動力所帶來的價值，我們稱之為“智慧人口紅利”。勞動力要素和數據要素的融合首先需要優化的是人才評價標準和機制，最大限度地讓聰明的人脫穎而出。對于絕大多數的企業來說，他們目前的人才評價標準和機制還停留在工業時代，無法給年輕人提供突破理論最前沿的機會，而這樣的人才評價標準和機制顯然無法與數字生產力、數字生產關系相適配。

因此，數據要素化和要素數據化將導致要素的運營規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數字經濟大廈的地基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接下來我們再看支撐數字經濟大廈的兩根柱子：數字生產力和數字生產關系。

數字生產力主要是指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中國需要大力發展數字生產力，而且需要發展適合自身國情需要的基礎數字生產力，比如中國現在高度重視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設，都代表中國希望在數字生產力層面取得突破。先進生產力需要跟產業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數實技術融合，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

真正制約生產力發展的不只是技術不夠先進，更重要的是生產關系的變革還不夠。對于企業而言，往往過于重視生產力，而對自身生產關系的變革重視程度不夠。我們現在推行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其實就是數字化生產關系的代表，在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每個人在生命周期中對社會的貢獻都會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記錄，并且逐步形成一種基于這些數據的制度體系。

中國在頂層設計上的數字化生產關系已經具有了一定的領先性，但是落實到企業內部，未來企業生產關系變革的空間或者說壓力是巨大的。

基于數據要素化和要素數據化的地基，通過數字生產力和數字生產關系兩根柱子支撐構建的數字經濟大廈，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典型代表。

03

生產關系的變革歷來都比較艱難

企業應該主動御風追趕數字化轉型

透過您剛才對這四個概念及其邏輯關系的剖析，感覺“要素數據化”和“數字生產關系”這兩個概念化為現實的難度還是蠻大的。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突破的問題，還是一個發展范式的調整和適配的問題。

您判斷，這個調整和適配的過程會是比較順暢嗎？大概得多長時間才能夠切換到比較理想的狀態？

朱巖 ：生產關系的變革歷來都會比較艱難和痛苦。一個企業的組織架構要變了，那就意味著其原有的利益格局要發生根本性變化，要動很多人的奶酪，所以一定會有很大的阻力。因此，企業進行生產關系的變革，既要給壓力，也要給動力。

從中央的布局來看，我國大力推進數字人民幣的研究、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提出“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以及6月22日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六次會議提出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這些戰略布局都在推動整個環境走向要素數據化的道路以及數字生產關系頂層環境的設計。這種大環境將迫使企業進行生產關系的變革，否則企業將面臨被市場淘汰的風險，這是給壓力。

當然除了壓力以外，還要給動力。現在各種新興市場以及政策都在引領企業找尋更好的發展方向以及追求股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企業需要抓住這個機會，主動進行生產關系的變革。

既有壓力，又給動力，這將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我認為， 2023年將會是中國實體經濟全面做數字化轉型的非常重要的一年，2023年到2025年這三年會是非常重要的階段 。

確如您所講，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政策合圍，都已經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氛圍。動力與壓力固然同在，也即便是胸懷轉型的意愿，但真正去邁出那一步的時候，很多企業其實還是存在“不敢轉、不會轉”的心理障礙的。

您覺得，企業究竟該如何順勢而為，才能跟上這個新潮流呢？

朱巖 ： 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的真正難點在于：它超越了單一企業。數據要素只有流動之中才能創造價值，單個企業守著再多的數據，價值也是有限的。數據只有在產業鏈、產業生態中流動起來，才能創造新的業態和模式，甚至顛覆原有的產品定義。

單一的企業要做好數字化轉型也是有難度的。 數字化轉型最好的方式是產業集群型轉型，或者說是產業鏈型的轉型、產業生態式的轉型。 所以我一再強調產業鏈式的、產業集群式的轉型依靠的不是某一家企業，而是依靠這個產業集群里邊的一家或多家龍頭企業一起發揮引領作用。

之所以說我們現在有信心做好這件事，是因為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往往都是這個產業集群的領導者或龍頭企業，這些企業的職責不僅僅是賺錢，還要承擔社會責任，他們有義務帶領整個產業生態完成數字化轉型。

國家有國家的地基，省里有省里的地基，產業生態有產業生態的地基， 只有把數字經濟的地基做實了，企業才談得上做好了向數字空間進軍的準備 。試想一下，如果物聯網的采集標準都不統一，企業之間的數據怎么交換？所以一定得由龍頭企業或行業協會、或政府部門，來組成一個產業集群和產業生態的數據底座，切實發揮引領和支撐作用。

9月19日，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穩定國際論壇在杭州開幕，習近平總書記專門為論壇發來賀信，這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發展的高度重視，以及中國維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穩定性的決心和誠意。中國的產業鏈要走向現代化和高級化，其實就是要求中國政府要走向現代化和高級化，也就是要把數據要素注入到運營中，讓數據釋放價值。對企業而言，一定要意識到這是個新的發展趨勢，如果企業不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工作，就可能成為被淘汰的對象。

04

夯實數字“地基”和“兩柱”

三大制造產業可能率先駛入轉型快車道

您剛才講到，單個企業很難實現數字化轉型，需要“鏈狀”或“塊狀”的產業生態去協同發力。

那么您覺得，目前哪些產業生態可能會率先駛入轉型的快車道？

朱巖 ：現在各行各業都面臨著數字化轉型的壓力，也面臨著數字化轉型的機會。數實融合中，制造業是融合的主體，因此我們主要來看看第二產業中制造業板塊的數字化機遇。

第一類是消費類制造的數字化。 無論是小米的小家電、還是海爾的智能制造產品，這些企業從產品定義到運營模式，都在相對應的傳統企業、傳統產品的慣性上做了很多根本性的變革，從而顛覆了傳統企業和產品的生存之道。

這些創新企業及其產品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在運營中加入了大量的數據要素。我在十年前講保溫杯要提供溫度數據的時候，很多企業都覺得不現實，但現在市面上有一半的保溫杯都具有這樣的性能。 將消費品與有價值的數據進行連接，就能為消費端提供做數字消費了。

第二類是汽車的數字化。 汽車是制造業最重要的一個板塊。眼下造車新勢力雖然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浪，但是這種汽車作為下一代的數據聚集終端設備，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我覺得用不了三五年，就能看到類似于iPhone的iCar。

汽車數字化對于市場的顛覆性作用，絕不是一個電動車加上幾塊屏幕的概念，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在移動空間里的數據消費。

第三類是建筑行業的數字化。 建筑與數據結合的邏輯，跟土地要素與數據結合的邏輯異曲同工。這個產業所帶來的數字化的價值也是巨大的。

消費類制造、汽車、建筑這三個行業都是數以10萬億級計的。如果這幾個行業率先在數字化轉型上取得突破，勢必會對衣食住行及整個制造業生態的數字化進程起到極其明顯的引領作用。

數實深度融合的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大家的衣食住行、涉及到相關數據，也就不可避免的會面臨一個數據安全的問題。您怎么看這個現實命題？

朱巖 ：這就是為什么我反復講“地基”重要性的原因。

首先，從技術上，中國已經具備了保護個人隱私的手段和方法。 如果技術倒退十年，如何保證大家的隱私安全還是一個非常大的技術挑戰。但現在，與數據隱私與安全的相關技術基礎已經具備。

2019年10月24號，習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專門強調了區塊鏈的作用，其中重要的六個字就是—— 建設可信體系 。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可信計算技術，已經成為構建我們的底層數據架構的重要技術。

有了這個技術做支撐，大量的數據就可以從技術機理、數學原理上確保不被泄露和侵犯。如果沒有技術的進步，數據要素的安全交易就會很麻煩。

其次，與數據安全相關的立法也在不斷完善。 從個人信息保護法到數據安全法、再到各地的數據管理條例，對數據資產的規范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晰。通過一系列的立法，進一步規范企業之間的數據交易行為，從而避免出現安全問題、隱私問題。 雖然目前還沒有數據資產法，但它也是呼之欲出。

第三，數據市場本身也有自我凈化的功能。 在這個市場中，既有底層的規則，又有國家法律，如果參與主體不按規矩來運行，就只能被淘汰、被出局。

最后，中國在國家網絡安全、數據安全上的投入巨大，各種信創工程，實際上都是在為進一步保護企業走向國際數字經濟市場的安全性提供堅實的保障和基礎。

提到雙碳，我們總是習慣于把它跟數字經濟一起談。您覺得該如何理性地平衡這二者的關系？

朱巖 ：數字經濟對碳的減排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原來的生產要素比如說能源、礦石基本上都是含碳比較高的。比如說每產生1萬塊錢的GDP，工業能耗就隨之產生。而數字經濟時代，最大的碳排放可能是算力，通過優化設備制造的工藝，能實現大幅降低設備制造碳排的目標。

數據在流轉之中產生的增值效應是低碳排的，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和數實融合，是符合我們既要經濟發展又要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邏輯，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

假設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時經濟體量達到400萬億，而我們現在還停留在117萬億的水平上——新增的兩三百萬億去哪里挖潛呢？走之前的工業增加值的老路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我們用數據增加值的方式去同步實現碳中和目標和經濟增長目標，這個構想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