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票之耿飚否決中美建交
2020-08-06 18:37:35 來源:
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政府采取了敵視中國人民的政策,先后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武裝干涉、軍事包圍、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1950年10月25日,為了抗美援朝保家為國,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敗美國野心狼”!為此國家郵電部先后發行了兩套紀念郵票:1952年11月15日發行的《紀19·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兩周年紀念》一套四枚,圖案分別為“志愿軍出國作戰”、“支援前線”、“涉江追擊敵人”和“勝利會師”;1958年11月20日發行的《紀57·中國人民志愿軍凱旋歸國紀念》一套三枚,圖案分別為“并肩作戰”、“依依惜別”和“勝利歸來”。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票圖、套名、票名都沒有出現“抗美”字樣。
1959年新生的古巴共和國成立之后,就一直受到美國政府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我國破天荒地在1962年、1963年和1964年連續發行多達三套共11枚的援古郵票,即《特51·支持英雄的古巴》、《紀97·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古巴萬歲》和《紀102·慶祝古巴解放五周年》,聲援古巴人民的反美愛國的正義斗爭。在“紀97”的第三圖古巴人民在哈瓦那何塞·馬蒂廣場集會的照片說明為“堅決反對美帝侵略”,首次在票名上出現“反對美帝”的字樣。
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取代了法國,在越南發動逐步升級的侵略戰爭,我國于1963年、1964年和1965年連續發行三套共7枚的援越紀念郵票,即《紀101·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爭》、《紀105·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必勝》和《紀117·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愛國正義斗爭》。“紀105”不但把有“抗美”字樣的套名寫在了這套郵票四枚郵票的每一枚票圖上,而且當時四枚郵票的前三枚票名分別為“把仇恨集中在槍膛里,消滅美國侵略者”、“越南南方人民越戰越強,堅決打擊美國侵略者直到勝利”、“慶祝越南人民反美斗爭的偉大勝利”。1965年發行了另一套名為《紀114·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紀念郵票,其中第二枚為“團結反帝”,票圖上有“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字樣。
1966年我國爆發了“文革”,在該運動的前期(1966年—1968年)有3枚郵票直接涉及中美關系。1966年12月31日發行的《紀121·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這次運動會是我國和部分亞洲國家為對抗美國操縱的第五屆亞洲運動會而舉行的,由于有這個特定的角度以及特定的歷史時期,使得這套郵票的第三枚出現了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一定會取得偉大勝利”。這條語錄旗幟鮮明地占了半個票面,極為醒目。1968年1月30日發行的《文5·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樣板戲郵票),第6枚“奇襲白虎團”體現的是“抗美援朝”的內容,畫面上有被打倒在地的美軍顧問的形象,這很可能是新中國郵票第一次甚至唯一一次出現的“反面人物”。1968年5月31日發行的《文9·毛澤東同志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一套一枚,再度以“語錄”的形式涉及對美關系。
風起云涌的70年代前期,我國發行的“乒乓球”和“熊貓”郵票間接體現了美中關系的歷史轉機。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了武裝流血沖突;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后,開始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開始謀求改善美中關系。毛澤東和周恩來審時度勢,于1971年4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以小球震動了大球”,著名的“乒乓外交”由此拉開了序幕。1971年至1973年我國連續發行了三套12枚的乒乓球郵票,展示了攻勢如潮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17日,周總理在歡迎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宴會上表示,中國政府要向美國政府贈送兩只大熊貓,尼克松高興地接受了。交通部以周總理的講話精神為契機,于1973年1月15日發行了一套6枚的《熊貓》郵票。國際輿論認為,中國向美國贈送大熊貓并再度發行《熊貓》郵票,是在開展“熊貓外交”。
經過兩國的共同努力,中美各方面的關系得到了不斷的加強和發展。1978年12月16日上午8時,北京中央人民廣播突然宣布,在上午10時將有重要新聞播出。全中國和全世界都翹首傾聽一條非同尋常的消息:華國鋒總理和卡特總統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兩國即日起建立外交關系,“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1979年3月1日兩國互在對方的首都設立了大使館。據悉,為了慶祝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取得的這一重大勝利,此間我國外交部美大司和郵電部集郵總公司曾聯合向上級送審了《關于發行“中美建交”紀念郵票》的請示報告,隨報告附送了兩枚一套的設計圖稿,圖稿以中美兩國國旗為主要畫面。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同志都圈閱了這份報告,并簽署了意見。報告最終為當時分管外交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耿飚同志所否決。耿副總理認為,我國單方面發行這樣的紀念郵票是不適宜的,況且過去并沒有為與某國建交而發行紀念郵票的先例。我國向來遵循的是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則,中美建交一事顯然不宜作為郵票的選題,但仍可以從其他選題反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日益加強的友好交往。
耿飚同志(1909—2000)是杰出的軍事家和外交家,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的參謀長、八路軍385旅副旅長,解放戰爭時是著名的“楊羅耿兵團”的副司令兼參謀長。建國后是首批“將軍大使”之一,曾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78—1982年擔任軍委秘書長、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長期革命斗爭和對外工作的實踐使他具有敏銳的思路和準確的判斷力。據耿飚的夫人趙蘭香在《新民晚報》2001年9月8日回憶道,耿飚多才多藝,早在延安時期就學會了開汽車、修手表和篆刻印章……
1980年9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貿易博覽會先后在美國的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舉辦,為此發行了一套兩枚的紀念郵票,即《J59·中華人民共和國博覽會》,這是新中國郵票首套體現中美友誼的題材。但就展覽會題材不算首例,我國曾在1954年的11月7日為前蘇聯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發行過紀念郵票(紀28)。引起集郵者特別關注的是,這套郵票另外采用了小版張印刷,印量僅有2·7萬張,專供展覽時銷售,當時在國內門市上就一張難求。
1985年6月25日,我國出人意料地發行了一套名為《中國人民之友》的紀念郵票,把三位真實客觀報道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美國記者兼作家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搬上有國家名片之譽的中國郵票上,真切地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待外國友人和美國人民淳樸深摯的民族情懷,在大洋兩岸引起強烈的反響。
1985年我國集郵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1985》上,把1965年發行的《紀117·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愛國的正義斗爭》一套郵票中前三枚有“抗美”字樣的票名分別淡化為“打擊侵略者”、“繳獲”、“勝利”等,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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