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父親被單位派去江西“支內”，隔三差五的，他會有一封信寄到家中。記憶中，父親的家書從來沒多于一張信紙的，可母親每回都要拿著這張紙看個老半天。當母親讀信的時候，我會在她的身邊晃來晃去，偷看幾個字算幾個字，偷看一行算一行。不過，怎么也沒有看到過親昵的詞，連稱謂都平平淡淡的：“志賢”、“存義”……

回信自然是母親的事，讀過私熟的母親，寫信的格式、詞語還蠻有古典味的。她有一支金筆，綠色基調的筆身，胖胖的筆頭，配上藍黑墨水，寫出來的字，工工整整、漂漂亮亮。有天，母親突發奇想地一定要我來寫回信，我死憋活尋地湊夠了大半頁信紙才算交了差。當兵后，幾乎所有寄往家里的信，也都沒超過一張紙頭，真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不過，寫給老師、同學的信，就會有許多的話。記得在一封信里我描述了部隊去煤場幫忙的場景，還寫了一大段我的心理感受——都市里長大的小男生，沒見過現實版的貧窮，觸景生點情，倒也正常——這封信，足足寫了四頁紙!不過，說話啰里啰嗦可真不是我的強項。第一個戀愛對象在河北保定念大學，我們的溝通交流基本是靠通信，一來一往在數量誰也沒虧沒賺，可每封信的厚度卻是大有反差的，不時，她的來信是要加貼幾分錢的郵票的，因為超重了呀。另外，每封信言語的細綿程度更是極度的不公平，回想起來，我的那些蹦豆子般的字詞句，換個其他女孩，還真的受不了呢!多年后的另一場戀愛，對方是上棉六廠的紡織女工，人是相當的本分，她的信寫得相當的節省，一共七八封“情書”，哪一封都沒超過一百個字!

當新兵時，收信發信是刻板單調日子中的浪涌。每天的10點來鐘，文書就會捧著報紙和信件現身在我們的宿舍，等候已久的“蛋子”們圍了上去，奪過那一沓書信尋找自己的名字……經常的，他們會發現不寫回信地址只用“內詳”兩個字來作掩護的信件，這下，收信人要拿到它可就要費點口舌費點周折了。偶爾，我也會有“內詳”的來信，不等盤問，先夸張的認賬——其實，偶爾有女朋友蹤影。課余和休息天，宿舍里貌似人人都在寫信，睡上鋪的，一般是趴在床上寫;睡下鋪的，一般是坐在小馬扎上寫。

寄信是要到營區的“商業中心”去的。軍人服務社的門口掛著一個郵箱，這是個涂成綠色的鐵皮盒子，好像一天只開兩回，大多，我們會趕在第二次開箱前把信塞進去。那時，在城市的街道上還有許多長得粗粗壯壯的鑄鐵郵筒，它的個子差不多有一人高，每天有那么三四回，穿綠衣、騎綠車、背綠包的郵遞員會準時來到它跟前，從它的“肚子”里面取出一堆五花八門的信件。

寄信一定是要用到郵票的。那時的郵資是這樣的，寄往本地的4分，寄往外埠的8分，掛號信好像要兩毛。郵票分普通票和紀念票，據說，再早些還有軍用郵票和三角形的軍用郵戳，專供軍人免費使用。因為那時不是機器分揀，貼郵票也沒有規矩，有的貼正面，有的貼背后，還有些“把細”的人是把郵票貼在信封封口的地方。在家貼郵票用飯粒;去郵局貼郵票，用局子提供的免費化學漿糊;紀念郵票的背面有快速膠水，把它放在舌頭上蘸點口水就能和信封“親密接觸”了。

父親在江西時，寄信用的都是紀念郵票，那是因為我在“集郵”。說是集郵，其實是偽集，因為我根本沒用心思沒用鈔票去做這事兒。不過，當年的這個“嗜好”，倒讓我留下了一些蠻好玩的票，像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詩詞手跡、毛主席去安源……多年后，北京的一個女戰友送了幾款生肖票給我，上海的李姓男戰友送了幾本專題郵冊給我……就這樣的零敲碎打，我的“集郵”雖沒有質，但至少算是有了點量。